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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石能源補貼是G20峰會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。4月舉行的化石能源補貼國際研討會上，專家們第一次把補貼的事掰扯的這么清楚。非化石能源也被扯了進來。不過，這次也不算躺槍。
中國社會科學院全球能源安全智庫論壇秘書長劉強：
能源一直是中國的瓶頸部門，我們一直到2012年還在拉閘限電，一直是瓶頸部門。在這個過程中對于能源安全給予了很高的重視。在這種重視之下對它有很大的傾斜，這種傾斜也可以說是一種補貼，為什么
因為計劃經濟時期那個錢就是國家投了，由于剪刀差，比其他產品價格高，比農產品價格更高。這就是一種補貼。
在市場經濟時代，能源補貼的形式應該是大家比較熟悉的。
第一，對生產領域的補貼。
我們有土地和生產環節的補貼，用于生產的土地價格被壓的非常低，比較中國和國外的話，國外一個項目從獲得土地到最后能夠實施這個項目，應該說要付出很大的土地成本，還有環境成本，還有談判帶來的時間成本，經常十幾年才能談成一個項目開工。
在中國，土地由政府直接拿過來，無償劃撥給企業，尤其能源領域都是國有企業和中央企業，直接拿過來土地以后，這對企業來講是非常大的成本節約。
環境成本大家都知道，在中國對環境的規制比較低，由此帶來的也是一種企業成本的減少。這是經濟學里講的社會成本和企業成本的差距。
這兩塊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性補貼，不是由政府直接給企業錢，而是政府的力量讓企業節約了很多的金錢，包括時間的成本。
第二個是資本補貼。
以前是國家投資，在市場經濟時代，國有企業融資成本非常低，遠低于社會平均成本，更低于民用企業的成本。而且它形成不良資產之后，可以由國家對它進行不良資產剝離，把優質資產留下，這帶來資本的補貼。
因為能源項目經常上百億投資，資本補貼如果有5%的利差，比如國有企業可以4%的成本拿到融資，民營企業最低也在8%以上，如果這4%去乘以100億，4個億也出來了，實際上遠不止于100億。能源總投資是萬億來計的。
第三個是現在未必注意到的，實際上是公共財政購買的能源服務。
如果我們看中國的投入產出表的話，由政府部門購買的能源服務的比例挺高的。這實際上是另外一種擔保，也可以視作一種補貼。
這些都是廣義補貼，而不是政府直接的，曾經也引起過爭議，現在他們也在提，油價太低了，需要補貼，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。
看得到的補貼往往是很小的數，這背后隱藏的前三項實際上才是更大規模的補貼。
能源補貼對經濟結構和社會分配是很大的扭曲
在中國能源領域，尤其石油和天然氣領域，遠遠高于社會平均利潤率。
市場經濟學理論來講，競爭最充分領域的利潤率應該是社會平均利潤率。在中國競爭最充分的領域就是服裝行業、紡織行業，紡織服裝行業的利潤率代表社會，如果大家完全競爭的話，它的利潤率也就時5%-6%的水平。
但是有兩個最高的，最高的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，當然，這是2013年的數據。
在正常的，沒有遭遇到國際低油價的情況下，它的利潤率達到46%，由于它在成本上夠節約，它的利潤率更高，唯一跟它相比的是煙草，煙草是33%的利潤率，這是社會結構的一種扭曲，這種扭曲是我們要面對的社會成本。
任何對生產的補貼都是錯的
我有一個觀點，我覺得從經濟學理論上是完全成立的，任何對生產的補貼實際上都是錯誤的。為什么
生產是典型的企業行為，企業需要承受它的決策是否對錯，它是否能夠盈利，而且任何的補貼一定是一個扭曲，因為你相當于從一個部門拿到錢給到另外一個部門，無論是對傳統的能源行業還是對新能源行業，這種補貼實際上都是對社會分配的扭曲，對資源配置的扭曲。
雖然說我們經常有各種各樣的理由，比如說對傳統行業叫戰略支柱產業，對新能源行業叫戰略新興行業，但其實是有嚴重后果的，對傳統能源行業的補貼就造成了我們生產過度，而且產能過剩。
補貼的惡果不僅發生在傳統行業，也發生在新能源行業
為什么現在我們講供給側改革，這就是產能過剩。不僅發生在傳統行業，也發生在新能源行業。
2012年以來的光伏幾次危機實際上表現出來都是一種過剩，而且這種過剩是由于補貼造成的，尤其對生產領域，包括對土地和環境的補貼，造成了它非常小的代價就可以形成很大的產能。
這個產能一旦形成之后，就去搞惡性競爭，國內市場沒有啟動就會到國際上去銷售，最后一定會導致整個行業的崩潰，失去良性發展的動力。
過低的門檻會讓品質不好的產能也迅速形成，迅速進入市場，這是我們這些年一直出現的情況，也是沒有好好總結的一種代價。
補貼是對能源安全的根本破壞
原來能源安全政策一直講中國要立足國內資源，所謂國內資源就是以煤炭為主來維護能源安全，保障能源供給。但是我們在這種對生產的過度保護和補貼的情況下，導致我們煤炭資源已經過快的消耗。
我們一直號稱地大物博，直接證據就是中國煤炭多少，但實際中國煤炭情景遠不止如此樂觀。中國的煤炭總量是第三位，而且不是消耗之后第三位，原來就是第三位，美國和俄羅斯都比我們多，原來前蘇聯在的時候比我們還要多。
再看儲采比，現在我們僅剩三年，不到2020年我們就沒有煤炭了，如果沒有新的儲量出現的話，維持現有產量不變的話，等不到那個時候，從煤炭行業領域來講，1500米以下的煤炭基本上不能開采了，它已經不能作為可用的儲備來計算。
國內的煤炭已經不可靠了
所以說能源安全需要做一個重新的思考，我們不計代價的依賴國內資源去維持超出國內需求的生產，我們是第一出口大國，含義就是我們在為全世界生產。
我們在高峰時期幾乎主要產品50%左右的產能是在中國，50%左右的產量也在中國，我說的是制造業產品。比如電冰箱、洗衣機，基本上是50%，有的時候60%是中國提供的。現在汽車我們也是第一生產大國，不止為中國生產，還為全球生產。
這導致能源資源過量消耗，對我們未來的能源安全是一種透支。所以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，我們未來國內的煤炭已經不可靠了。
我們現在上大量煤化工、煤制氣，實際是完全錯誤的選擇，排除它的環境污染、資源代價、社會代價之外，對能源的過度消耗實際是透支未來的能源供給能力。
去產能最直接的辦法是減少補貼，對新能源的環境影響一樣要征稅
現在能源方面也存在產能過剩，供給側調整，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優化能源結構，通過優化能源結構來保障能源安全。
如何來去產能，最直接的建議實際上就是要減少各種各樣的補貼，包括暗補，跟土地和環境成本相關的暗補，直接的就是稅收，比如對排放征收稅收，這是最直接的辦法。
不只是對傳統能源，對新能源產生的各種環境影響一樣要征稅，只有征稅才能把成本有一個重新分配。
要實現稅負在各個部門的再平衡
我們原來大量的稅收成本加在了下游制造業，加在了居民頭上，而對上游綜合來講，稅收成本偏少，也會有增值稅，因為大量環境影響是由上游造成的，而對它的稅收負擔過低。
所以造成了上游利潤很高，下游是在生存線上。只有在這一點上實現它的再平衡，前些年經常講經濟再平衡，現在提的少一點，其實還是再平衡的過程。稅賦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再平衡。
我們經常提的是稅收重新分配，保證總體稅賦不要變化，而不是增加一個新的稅種而沒有減舊的稅種，比如增值稅現在營改增，要保證不增加企業和社會的成本。
但如果從去產能角度來講，稅收是一個最直接的手段，稅收和補貼是一正一反，是一回事。原來我們要把這個補貼取消掉，就會變成直接的稅收，也可以說不是稅收，因為你企業本來就造成了這樣的環境損害。
利用國際能源資源是降低補貼的有效辦法
第二個建議是加速能源之間的轉換，包括煤炭的替代過程。
第三個是要發展智能電網，智能電網的含義是會減少，如果真的建設好的話，它可以減少傳統能源，尤其煤的消費。西班牙的風電可以達到20%，基礎就是對智慧電網的提升。
第四個是建立和完善產業補貼評價體系，評估真實社會成本。
最后一個是，利用國際能源資源是降低生產補貼的有效辦法。在國內只要有生產這個補貼就很難去掉，因為有各種各樣的利益糾葛，包括工人下崗的問題，但實際現在國內的資源已經不夠了。
而且國內煤炭在品質上不如國外，含硫含磷都比較高，包括汞，利用進口煤炭替代，也可以利用現在油價比較低，天然氣價格比較低的時候，發展天然氣。這些東西都是減少國內補貼。如果采取這些辦法，我們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，包括改善空氣質量，降低生產成本，維護國家能源安全，都是可以做到的。
在利益的分配上，下游行業享受的太少了
從制造業來講，它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基礎，一個國家不應該把它的基礎放在資源性行業，也不應該放在房地產上，應該放在制造業行業上。只有制造業騰飛才是中國經濟的騰飛。
前十年我們走了一點彎路，但也不能說完全錯誤。應該說，在利益的分配上下游行業享受的太少了，這也是中國一直創新搞不起來的一個原因，把下游行業搞的生活在生存線上，死亡線上，它就不可能去搞創新了。
如果說通過化石能源補貼政策，在社會的利益重新分配上，做出有利于下游行業，有利于制造業，最終也有利于消費者的選擇，我認為是非常好的。
發改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：
需求側沒有出問題，市場永遠是對的
要正確的解讀供給側改革，供給側改革并不是說需求側出了問題，并不是如此。
需求側沒有出問題，市場永遠是對的，只要搞市場經濟的人就要明白這一點，市場永遠是對的，你的供應出現問題就要進行供應側改革，供應無法滿足新的市場需要了，所以我們必須進行供應側改革，來實現新的市場需求。
舉一個特別簡單的道理，為什么現在提供應側改革，在2002年的時候不提，在1992年的時候不提
因為那時候是嚴重短缺的，包括2002年、2003年，2003年出現電力的嚴重短缺，現在是什么東西都多了，過去政府在做少的時候是有辦法的，比如不夠就生產?，F在多了，多的我要做好的東西，把壞的東西弄掉不要的時候，沒有辦法了。
你生產的東西，供應的東西，必須是符合市場發展的，現在供應多了消納不了，就要進行供應側改革，生產市場需要的東西。
市場永遠是對的，你供應的東西必須符合市場需要，你引導市場也行，改變市場也行，這是我簡單的評論。所以對于能源來說，電力體制改革也好，必須符合中國市場化改革推進的進程，單獨冒進是不可能的。
中國的算法是不同的，好多東西是政府安排的
其實在G20框架下也好，中美對話談的化石能源補貼主要是貿易保護角度來看，這個補貼只是作為你本國國內并沒有太多限制，是公平的貿易前提下的東西。
中國的算法是不同的，中國現在還不具備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競爭基礎，好多東西都是政府安排的。
比方說火電的價格是國家核準的，你多做一點我就額外提一個要求，這沒有違反市場規則，也沒有犯錯誤，原來四毛一電價不脫硫，四毛二就脫硫，國家核準電價是按照這個標準核的，你如果要提新的標準我就要提新的要求。如果不是這樣，都是競價上網，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。
所以說那個補貼算不上補貼，你把它硬稱為補貼就不太對了。
舉一個例子，中國的油氣很多LNG長單，遠遠高于目前市場價格的水平，繼續按這個高價去賣，算不算市場補貼?如果算的話就是天價了，這個東西是非市場行為的東西，你把它硬拉為補貼就沒法說了，在同等的條件下去看補貼才能說清楚，否則說不清楚。
罵三桶油解恨，但決策者行為和企業行為要分開
實事求是講，把方法學東西搞清楚，把補貼搞清楚，分清企業行為和政府行為。
首先要把化石能源補貼概念搞清楚，別是雞同鴨講的情況，把補貼定義搞清楚。第二個是把補貼方法學搞清楚，方法學指的是不同機制下用什么方法來計算你的補貼才是合理的。
舉一個例子，我2007、2008年和美國人吵架，把軍艦開到波斯灣維護和平算不算化石能源補貼，他們都笑了。
所以方法學要搞清楚，不同體制不同機制條件下補貼計算方法學是不一樣的，哪些是政府做的，哪些是企業做的，不能把政府的錯誤歸到企業，也不能把企業的錯誤歸到政府。
我們罵罵三桶油挺解恨的，但沒想到三桶油的很多錯誤是因為政府。他們不是決策者，這是決策者的錯誤，或者決策者的行為和企業的行為要劃分開。
實事求是講，把方法學東西搞清楚，把補貼搞清楚，分清企業行為和政府行為，補貼批評的是政府行為，不是企業行為，政府補貼不是企業相互補貼。
一定要搞清楚政府哪錯了，政府哪個地方是不對的，政府哪個地方是需要完善的，把這些東西找出來，包括壟斷也好，這都是政府規定的。
中國社會科學院全球能源安全智庫論壇秘書長劉強：
能源一直是中國的瓶頸部門，我們一直到2012年還在拉閘限電，一直是瓶頸部門。在這個過程中對于能源安全給予了很高的重視。在這種重視之下對它有很大的傾斜，這種傾斜也可以說是一種補貼，為什么
因為計劃經濟時期那個錢就是國家投了，由于剪刀差，比其他產品價格高，比農產品價格更高。這就是一種補貼。
在市場經濟時代，能源補貼的形式應該是大家比較熟悉的。
第一，對生產領域的補貼。
我們有土地和生產環節的補貼，用于生產的土地價格被壓的非常低，比較中國和國外的話，國外一個項目從獲得土地到最后能夠實施這個項目，應該說要付出很大的土地成本，還有環境成本，還有談判帶來的時間成本，經常十幾年才能談成一個項目開工。
在中國，土地由政府直接拿過來，無償劃撥給企業，尤其能源領域都是國有企業和中央企業，直接拿過來土地以后，這對企業來講是非常大的成本節約。
環境成本大家都知道，在中國對環境的規制比較低，由此帶來的也是一種企業成本的減少。這是經濟學里講的社會成本和企業成本的差距。
這兩塊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性補貼，不是由政府直接給企業錢，而是政府的力量讓企業節約了很多的金錢，包括時間的成本。
第二個是資本補貼。
以前是國家投資，在市場經濟時代，國有企業融資成本非常低，遠低于社會平均成本，更低于民用企業的成本。而且它形成不良資產之后，可以由國家對它進行不良資產剝離，把優質資產留下，這帶來資本的補貼。
因為能源項目經常上百億投資，資本補貼如果有5%的利差，比如國有企業可以4%的成本拿到融資，民營企業最低也在8%以上，如果這4%去乘以100億，4個億也出來了，實際上遠不止于100億。能源總投資是萬億來計的。
第三個是現在未必注意到的，實際上是公共財政購買的能源服務。
如果我們看中國的投入產出表的話，由政府部門購買的能源服務的比例挺高的。這實際上是另外一種擔保，也可以視作一種補貼。
這些都是廣義補貼，而不是政府直接的，曾經也引起過爭議，現在他們也在提，油價太低了，需要補貼，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。
看得到的補貼往往是很小的數，這背后隱藏的前三項實際上才是更大規模的補貼。
能源補貼對經濟結構和社會分配是很大的扭曲
在中國能源領域，尤其石油和天然氣領域，遠遠高于社會平均利潤率。
市場經濟學理論來講，競爭最充分領域的利潤率應該是社會平均利潤率。在中國競爭最充分的領域就是服裝行業、紡織行業，紡織服裝行業的利潤率代表社會，如果大家完全競爭的話，它的利潤率也就時5%-6%的水平。
但是有兩個最高的，最高的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，當然，這是2013年的數據。
在正常的，沒有遭遇到國際低油價的情況下，它的利潤率達到46%，由于它在成本上夠節約，它的利潤率更高，唯一跟它相比的是煙草，煙草是33%的利潤率，這是社會結構的一種扭曲，這種扭曲是我們要面對的社會成本。
任何對生產的補貼都是錯的
我有一個觀點，我覺得從經濟學理論上是完全成立的，任何對生產的補貼實際上都是錯誤的。為什么
生產是典型的企業行為，企業需要承受它的決策是否對錯，它是否能夠盈利，而且任何的補貼一定是一個扭曲，因為你相當于從一個部門拿到錢給到另外一個部門，無論是對傳統的能源行業還是對新能源行業，這種補貼實際上都是對社會分配的扭曲，對資源配置的扭曲。
雖然說我們經常有各種各樣的理由，比如說對傳統行業叫戰略支柱產業，對新能源行業叫戰略新興行業，但其實是有嚴重后果的，對傳統能源行業的補貼就造成了我們生產過度，而且產能過剩。
補貼的惡果不僅發生在傳統行業，也發生在新能源行業
為什么現在我們講供給側改革，這就是產能過剩。不僅發生在傳統行業，也發生在新能源行業。
2012年以來的光伏幾次危機實際上表現出來都是一種過剩，而且這種過剩是由于補貼造成的，尤其對生產領域，包括對土地和環境的補貼，造成了它非常小的代價就可以形成很大的產能。
這個產能一旦形成之后，就去搞惡性競爭，國內市場沒有啟動就會到國際上去銷售，最后一定會導致整個行業的崩潰，失去良性發展的動力。
過低的門檻會讓品質不好的產能也迅速形成，迅速進入市場，這是我們這些年一直出現的情況，也是沒有好好總結的一種代價。
補貼是對能源安全的根本破壞
原來能源安全政策一直講中國要立足國內資源，所謂國內資源就是以煤炭為主來維護能源安全，保障能源供給。但是我們在這種對生產的過度保護和補貼的情況下，導致我們煤炭資源已經過快的消耗。
我們一直號稱地大物博，直接證據就是中國煤炭多少，但實際中國煤炭情景遠不止如此樂觀。中國的煤炭總量是第三位，而且不是消耗之后第三位，原來就是第三位，美國和俄羅斯都比我們多，原來前蘇聯在的時候比我們還要多。
再看儲采比，現在我們僅剩三年，不到2020年我們就沒有煤炭了，如果沒有新的儲量出現的話，維持現有產量不變的話，等不到那個時候，從煤炭行業領域來講，1500米以下的煤炭基本上不能開采了，它已經不能作為可用的儲備來計算。
國內的煤炭已經不可靠了
所以說能源安全需要做一個重新的思考，我們不計代價的依賴國內資源去維持超出國內需求的生產，我們是第一出口大國，含義就是我們在為全世界生產。
我們在高峰時期幾乎主要產品50%左右的產能是在中國，50%左右的產量也在中國，我說的是制造業產品。比如電冰箱、洗衣機，基本上是50%，有的時候60%是中國提供的。現在汽車我們也是第一生產大國，不止為中國生產，還為全球生產。
這導致能源資源過量消耗，對我們未來的能源安全是一種透支。所以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，我們未來國內的煤炭已經不可靠了。
我們現在上大量煤化工、煤制氣，實際是完全錯誤的選擇，排除它的環境污染、資源代價、社會代價之外，對能源的過度消耗實際是透支未來的能源供給能力。
去產能最直接的辦法是減少補貼，對新能源的環境影響一樣要征稅
現在能源方面也存在產能過剩，供給側調整，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優化能源結構，通過優化能源結構來保障能源安全。
如何來去產能，最直接的建議實際上就是要減少各種各樣的補貼，包括暗補，跟土地和環境成本相關的暗補，直接的就是稅收，比如對排放征收稅收，這是最直接的辦法。
不只是對傳統能源，對新能源產生的各種環境影響一樣要征稅，只有征稅才能把成本有一個重新分配。
要實現稅負在各個部門的再平衡
我們原來大量的稅收成本加在了下游制造業，加在了居民頭上，而對上游綜合來講，稅收成本偏少，也會有增值稅，因為大量環境影響是由上游造成的，而對它的稅收負擔過低。
所以造成了上游利潤很高，下游是在生存線上。只有在這一點上實現它的再平衡，前些年經常講經濟再平衡，現在提的少一點，其實還是再平衡的過程。稅賦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再平衡。
我們經常提的是稅收重新分配，保證總體稅賦不要變化，而不是增加一個新的稅種而沒有減舊的稅種，比如增值稅現在營改增，要保證不增加企業和社會的成本。
但如果從去產能角度來講，稅收是一個最直接的手段，稅收和補貼是一正一反，是一回事。原來我們要把這個補貼取消掉，就會變成直接的稅收，也可以說不是稅收，因為你企業本來就造成了這樣的環境損害。
利用國際能源資源是降低補貼的有效辦法
第二個建議是加速能源之間的轉換，包括煤炭的替代過程。
第三個是要發展智能電網，智能電網的含義是會減少，如果真的建設好的話，它可以減少傳統能源，尤其煤的消費。西班牙的風電可以達到20%，基礎就是對智慧電網的提升。
第四個是建立和完善產業補貼評價體系，評估真實社會成本。
最后一個是，利用國際能源資源是降低生產補貼的有效辦法。在國內只要有生產這個補貼就很難去掉，因為有各種各樣的利益糾葛，包括工人下崗的問題，但實際現在國內的資源已經不夠了。
而且國內煤炭在品質上不如國外，含硫含磷都比較高，包括汞，利用進口煤炭替代，也可以利用現在油價比較低，天然氣價格比較低的時候，發展天然氣。這些東西都是減少國內補貼。如果采取這些辦法，我們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，包括改善空氣質量，降低生產成本，維護國家能源安全，都是可以做到的。
在利益的分配上，下游行業享受的太少了
從制造業來講，它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基礎，一個國家不應該把它的基礎放在資源性行業，也不應該放在房地產上，應該放在制造業行業上。只有制造業騰飛才是中國經濟的騰飛。
前十年我們走了一點彎路，但也不能說完全錯誤。應該說，在利益的分配上下游行業享受的太少了，這也是中國一直創新搞不起來的一個原因，把下游行業搞的生活在生存線上，死亡線上，它就不可能去搞創新了。
如果說通過化石能源補貼政策，在社會的利益重新分配上，做出有利于下游行業，有利于制造業，最終也有利于消費者的選擇，我認為是非常好的。
發改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：
需求側沒有出問題，市場永遠是對的
要正確的解讀供給側改革，供給側改革并不是說需求側出了問題，并不是如此。
需求側沒有出問題，市場永遠是對的，只要搞市場經濟的人就要明白這一點，市場永遠是對的，你的供應出現問題就要進行供應側改革，供應無法滿足新的市場需要了，所以我們必須進行供應側改革，來實現新的市場需求。
舉一個特別簡單的道理，為什么現在提供應側改革，在2002年的時候不提，在1992年的時候不提
因為那時候是嚴重短缺的，包括2002年、2003年，2003年出現電力的嚴重短缺，現在是什么東西都多了，過去政府在做少的時候是有辦法的，比如不夠就生產?，F在多了，多的我要做好的東西，把壞的東西弄掉不要的時候，沒有辦法了。
你生產的東西，供應的東西，必須是符合市場發展的，現在供應多了消納不了，就要進行供應側改革，生產市場需要的東西。
市場永遠是對的，你供應的東西必須符合市場需要，你引導市場也行，改變市場也行，這是我簡單的評論。所以對于能源來說，電力體制改革也好，必須符合中國市場化改革推進的進程，單獨冒進是不可能的。
中國的算法是不同的，好多東西是政府安排的
其實在G20框架下也好，中美對話談的化石能源補貼主要是貿易保護角度來看，這個補貼只是作為你本國國內并沒有太多限制，是公平的貿易前提下的東西。
中國的算法是不同的，中國現在還不具備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競爭基礎，好多東西都是政府安排的。
比方說火電的價格是國家核準的，你多做一點我就額外提一個要求，這沒有違反市場規則，也沒有犯錯誤，原來四毛一電價不脫硫，四毛二就脫硫，國家核準電價是按照這個標準核的，你如果要提新的標準我就要提新的要求。如果不是這樣，都是競價上網，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。
所以說那個補貼算不上補貼，你把它硬稱為補貼就不太對了。
舉一個例子，中國的油氣很多LNG長單，遠遠高于目前市場價格的水平，繼續按這個高價去賣，算不算市場補貼?如果算的話就是天價了，這個東西是非市場行為的東西，你把它硬拉為補貼就沒法說了，在同等的條件下去看補貼才能說清楚，否則說不清楚。
罵三桶油解恨，但決策者行為和企業行為要分開
實事求是講，把方法學東西搞清楚，把補貼搞清楚，分清企業行為和政府行為。
首先要把化石能源補貼概念搞清楚，別是雞同鴨講的情況，把補貼定義搞清楚。第二個是把補貼方法學搞清楚，方法學指的是不同機制下用什么方法來計算你的補貼才是合理的。
舉一個例子，我2007、2008年和美國人吵架，把軍艦開到波斯灣維護和平算不算化石能源補貼，他們都笑了。
所以方法學要搞清楚，不同體制不同機制條件下補貼計算方法學是不一樣的，哪些是政府做的，哪些是企業做的，不能把政府的錯誤歸到企業，也不能把企業的錯誤歸到政府。
我們罵罵三桶油挺解恨的，但沒想到三桶油的很多錯誤是因為政府。他們不是決策者，這是決策者的錯誤，或者決策者的行為和企業的行為要劃分開。
實事求是講，把方法學東西搞清楚，把補貼搞清楚，分清企業行為和政府行為，補貼批評的是政府行為，不是企業行為，政府補貼不是企業相互補貼。
一定要搞清楚政府哪錯了，政府哪個地方是不對的，政府哪個地方是需要完善的，把這些東西找出來，包括壟斷也好，這都是政府規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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